在迎接那场决定国家AI命运的「新春座谈会」之前，徐辰得先去一趟上海，参加ICCM——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
这可不是普通的学术会议。
相比于之前的中国数学会年会（CMS），ICCM的定位更偏向于「全球化」。它的全称是InternationalCongressofChineseMathematicians，是由丘承同先生于1998年发起设立的。
如果说CMS是「关起门来的一家人聚会」，那ICCM就是「全球华山论剑」。
毕竟，在这个星球上，华人数学家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从陶哲轩到张益唐，从恽之玮到许晨阳，无论是在普林斯顿还是哈佛，华人面孔在数学界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生态位。
……
徐辰收到邀请函后，第一反应是有点意外。
虽然他现在的名气很大，但ICCM毕竟是丘承同先生的地盘。
丘承同先生与田刚院士之间的那段往事，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公开提及，但在圈内，这依然是一头「房间里的大象」。
……
徐辰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二十年前，那个令全球数学界战栗的年份——2006。
那是一场关于真理丶名利丶以及人性的史诗级大碰撞，惨烈程度不亚于数学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切的源头，都要归结于那个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幽灵——格里戈里·佩雷尔曼。
世纪初的某一天，这个留着凌乱大胡子丶长指甲丶生活就像苦行僧一样的天才，悄无声息地在arXiv网站上挂出了三篇论文。他没有按照学术界的「潜规则」去投稿顶级期刊，也没有四处走穴宣讲，他就像是一个路过的神明，随手把破解「庞加莱猜想」的钥匙扔在了尘世间，然后转身就走。
数学界起初是沉默，随后是惊恐，最后陷入了癫狂。
但正如很多悲剧的开端一样，真理越是纯粹，围绕着它的政治博弈就越是肮脏。
由于佩雷尔曼的论文极其高冷，省略了大量推导细节，或许在他看来那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地的顶级数学家分成了三个团队进行「解读」和「验证」。
这里面，就埋下了丘丶田丶佩三人恩怨的导火索。
丘承同先生支持的团队，与田刚院士参与的团队，在验证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无声的竞速：究竟是「解释」佩雷尔曼的工作，还是「补全」他的工作？
矛盾在2006年的夏天彻底爆发。
丘老在中国召开了一场极为高调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曹怀东和朱禧平完成了庞加莱猜想的「完整证明」。那一刻，某种危险的叙事逻辑开始蔓延：外界被引导认为，佩雷尔曼只是指出了方向，留下了巨大的漏洞，是中国数学家踢进了「临门一脚」，封上了大厦的最后一块瓦片。
甚至有媒体引用了丘老当时那个充满争议的论断：「这项成就，汉密尔顿占50%，佩雷尔曼占25%，中国科学家占30%。」
虽然加起来超过了100%，但这番试图从那个俄罗斯隐士手中「分一杯羹」丶强行给本门弟子加戏的操作，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就在这时，大洋彼岸的《纽约客》杂志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长篇报导《流形的命运》。
那篇文章用极尽讽刺的笔触，将丘承同描绘成了一个垂涎最高荣誉丶利用权术打压异己丶试图抢夺年轻数学家成果的「学术教父」。而在文章的另一端，田刚和佩雷尔曼则被塑造成了这种霸权下的受害者和正直者。
这一棒，打得太狠了。丘承同认定这是田刚勾结外媒，利用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心态来恶意抹黑自己。
从此，师徒情分，恩断义绝。
而那个处于风暴中心的佩雷尔曼呢？
他像看小丑一样，冷眼旁观着这场关于「功劳归属」的闹剧。
对于这位纯粹得近乎洁癖的天才来说，证明出来的定理如果是对的，那就足够了。至于奖章丶奖金丶甚至是名字被印在哪里，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当国际数学家大会决定将菲尔兹奖授予佩雷尔曼，以此作为对「他是庞加莱猜想唯一也是完整的证明者」这一事实的最终公证时，佩雷尔曼做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决定。
他拒绝了菲尔兹奖。后来，他也拒绝了克雷研究所的一百万美元大奖。
「我不想被展示得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据说，他对前去劝说他领奖的人说过这样绝望的话：「我不是因为数学太难而失望，我是因为这个圈子太脏而失望。」在他眼里，无论是哪一派的争夺，无论是试图「抢功」的，还是试图利用他来打击对手的，本质上都在玷污数学的神圣性。
最终，佩雷尔曼彻底辞职，断绝了与所有同行的联系，包括那些支持他的同行。他消失在圣彼得堡的公寓里，陪伴他的只有他的老母亲和家里的蟑螂。
数学界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天才，而留下的，只有丘田二人长达十几年丶涉及教育体制丶学术腐败丶帮派之争的一地鸡毛。
……
每念及此，徐辰心中并无嘲笑，唯馀一声叹息。
是非曲直，真的那麽黑白分明吗？
站在今时今日的高度回望，丘承同先生真的仅仅是个恶霸吗？并不尽然。在那位老人的心中，或许藏着一种过分强烈的民族焦虑感。他一生都在与西方主流数学界这种「无视华入贡献」的傲慢做斗争。
在丘老看来，汉密尔顿的里奇流是根基，曹怀东等人的工作是砖瓦，如果不极力去争取丶去大声疾呼「这里有我们的一份」，那麽依照西方学术界的惯性，中国人的贡献很可能又会被一笔带过，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他的吃相或许难看，但他的初衷，是为了给中国数学家争夺「定义的权力」。他想建立一座庙宇，只是太急于求成了。
而田刚院士呢？他也没有错。
当年的田刚已非吴下阿蒙，他在国际几何分析领域的成就足以让他自立门户。他寻求独立的话语权，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北大系的学术话语权，这本是一个顶级学者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是再正常不过的「开枝散叶」。
可在丘老那种传统的「宗师思维」里，这种对「家长」权威的偏离，这种想要脱离羽翼独自飞翔的渴望，本身就被视作了一种「背叛」。
于是，一个想飞，一个想抓。
一个认为是正常的独立，一个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分裂。
怪只怪，当年的中国数学界太小，容不下两个太阳同时升起。
他们都是凡人，都是被这个「必须争夺署名权才能分配资源」的学术体制异化的囚徒。他们即便拥有攀登高峰的伟力，也终究没能逃脱人情的罗网。
这个世界，只有且只能有一个佩雷尔曼。
只有佩雷尔曼，可以为了解出一道题，七年不洗澡，不剪指甲，只吃黑面包和发酵乳；也只有这种把自己活成「非人」存在的圣徒，才能彻底无视那百万美金的诱惑，对着那两派争得面红耳赤的大师们，投去那样不屑的一瞥。
「凡人争名，神灵求真。」
徐辰靠在椅背上，长叹了一口气。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佩雷尔曼已在圣彼得堡隐入尘烟，丘先生和田院士也都两鬓斑白，昔日的恩怨虽已成云烟，但那道裂痕却始终难以完全弥合。
两派人马虽然近年来在公开场合维持着体面，但私底下的壁垒依然分明。
……
而现在，作为那段历史的回响，丘先生创办的ICCM，却主动颁奖给了田刚院士的得意门生——徐辰。
无论是有意布局还是无心插柳，这都是一步足以破局的妙棋。
甚至可以说，这是在当前这个尴尬的僵局中，唯有徐辰一人能接得住的「神之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