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晚上开始更新，一周内替换完内容，心态炸了，感谢包容。
##第六年海棠依旧
收到沈居安病危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苏黎世一家画廊的开幕式上，端着半杯气泡酒，与一位德国收藏家讨论中国当代水墨的留白意境。
手机在晚宴手包里无声震动第三遍时，我终于说了声抱歉，走到廊柱旁接听。电话那头是沈居安的主治医生，声音平静得像在念化验单：“郑小姐，沈先生的情况不太好，他希望能见你一面。”
窗外是利马特河沉静的夜景，游船灯火倒映在水面，碎成一片片晃动的金箔。我挂了电话，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珍珠耳环，黑色绸缎长裙，妆容无懈可击。距离我上一次见到沈居安，已经过去了五年十一个月又九天。
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我像一颗被风吹到北京的蒲公英种子，落在美院附近那间只有二十八平米的出租屋里。屋里唯一的优点是便宜，缺点是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我用捡来的木条自己钉了个画架，每天下课就去后海的酒吧街给人画肖像，二十块一张。
就是在那里遇到沈居安的。
那晚下着细密的雨，没什么客人。我缩在酒吧最角落的位置，借着昏暗的灯光画雨中的荷花。他推门进来，带着一身潮湿的水汽，径直走到我面前。
“能给我画张像吗？”他的声音很好听，像雨水敲在青石板上。
我抬头，看见一张过分清瘦的脸，眉眼很深，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T恤，整个人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只有那双眼睛，黑得像深夜的湖，里面有某种我那时还不懂的东西在闪烁。
画到一半，他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肩膀耸动，苍白的脸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我停下笔，有些无措。他摆摆手，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摸出一个药瓶，抖出两粒白色药片，就着桌上免费的柠檬水吞了下去。
“不好意思，”他喘匀了气，朝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水面的一道涟漪，很快就消失了，“老毛病了。”
那晚我画得很慢。他的脸部线条很硬，轮廓分明，却总透着一股易碎的脆弱感。我捕捉着他眉宇间那点藏不住的病气，笔下不自觉就多了几分小心翼翼。
画完，他接过速写本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满意。
“画得很好，”他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细碎的光，“比我本人……健康多了。”
他付了钱，是两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离开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他单薄的背影融入后海湿漉漉的夜色里，像一滴墨晕染在水中。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依旧坐在那个角落，点一杯最便宜的啤酒，看我给别人画画。打烊时，他帮我收拾画具，我们一起走过寂静的酒吧街。
“我叫沈居安。”
“郑希微。”
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我知道，他是隔壁理工大学的博士生，学理论物理。他说他的世界是公式、定理和看不见的粒子，而我的世界是线条、色彩和看得见的光影。他说这话时，我们正蹲在我那漏雨的出租屋门口，就着一个旧电磁炉吃火锅，氤氲的热气模糊了彼此的脸。
“但我们都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不是吗？”他夹起一片白菜，很认真地说。
我的小屋，因为他的到来，开始有了变化。漏风的窗户被他用透明胶带仔细封好，吱呀作响的椅子腿被他垫了木片。他甚至还用废弃的电路板和导线，给我做了一个会随着音乐变换色彩的小夜灯。他说那是“希微的星云”。
他身体不好，是先天性的心脏问题。不能剧烈运动，不能情绪激动，药不离身。发病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关在宿舍几天，音讯全无。过后又像没事人一样出现，只是脸色更苍白几分。我从不多问，只是在他来的时候，默默地煮一锅粥，或者下一碗清汤面。
我们很穷。最拮据的时候，两个人分吃一碗牛肉面，他把仅有的几片牛肉都夹到我碗里。冬天，我的画室冷得像冰窖，他就带着笔记本电脑过来，一边写他的论文，一边陪我。我把脚伸进他怀里取暖，他冻得哆嗦，却把我冰凉的脚捂在胸口，笑着说：“郑希微，你是我的低温物理研究课题。”
那时，后海的风是暖的，月光是软的，连他指尖淡淡的药味，都成了我安眠的香。
转折发生在我大四那年。
一家很有名的画廊偶然看到了我的毕业创作草图，主动提出要签约，并推荐我去参加瑞士一个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为期一年。那是所有年轻画家梦寐以求的机会。
我兴奋地跑去告诉沈居安。他刚结束一轮治疗，坐在医院花园的长椅上，阳光照得他几乎透明。他安静地听我说完，然后笑了，握住我的手：“去吧，希微。你的世界不应该只有二十八平米。”
“一年很快的，”我靠在他瘦削的肩上，“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他没有回答，只是更紧地握了握我的手。那时我以为他是为我高兴，后来才明白，那沉默里包含了多少预知的离别。
驻留计划很成功。我的画作在欧洲开始受到关注，展览、采访、签约纷至沓来。我和沈居安隔着七个小时的时差，靠着视频和邮件联系。他的影像在屏幕里总是有些模糊，声音也时常断断续续。他说他学业忙，导师压得紧。我说我这边一切都好，就是很想你。
异国的生活光鲜亮丽，苏黎世的湖光山色美得不真实。但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北京那个漏风的小屋，想起那盏“希微的星云”，想起他捂着我的脚说那是他的研究课题。
驻留计划快结束时，我收到他的一封长邮件。
他说，他考虑了很久，觉得我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他说他的世界是稳定甚至沉闷的，而我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他说，希微，你值得更广阔的天地，我不应该成为拴住你的那根线。他说，我们分手吧。
邮件写得冷静又克制，像一篇严谨的论文，论证了我们为何不该在一起。
我疯了般打他电话，关机。联系他的同学，说他请假了，不知去向。我订了最早的航班回国，冲到他宿舍，早已人去楼空。房东说他半个月前就退租了。
他就这样，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像一颗投入大海的石子，连涟漪都未曾留下。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然后，我撕掉了回国的机票，接受了苏黎世画廊的正式合约。
既然你不要我了，那我就活成你希望的样子。活得更广阔，更耀眼。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又是一个雨天。
我直接去了医院。在病房门口，我见到了主治医生，也是沈居安多年的好友，陆桥。
“他一直在等你。”陆桥看着我，眼神复杂，“这六年，他每年都会给你写一封信，但从来没有寄出去过。”
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
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刺鼻。沈居安躺在苍白的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比记忆中更瘦，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听到动静，他缓缓睁开眼，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像即将燃尽的烛火。
“你来了。”他的声音轻得像叹息。
我走过去，握住他枯瘦的手，冰凉得没有一丝温度。
“为什么？”我问出了藏在心里六年的问题。
他扯动嘴角，想笑，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等平复下来，他才缓缓说：“希微……我的时间……是借来的。不能……再借给你了。”
原来，在我去瑞士之前，他的病情就已经急剧恶化。医生告诉他，最多还有五年。他不想让我看着他一点点死去，不想让我在最美好的年纪被拖垮在病床前，所以他选择了最残忍的方式推开我。
“那封信……”他喘息着，“是陆桥……帮我写的。我知道……你会恨我……但恨比爱……容易放下。”
我握着他的手，眼泪无声地滚落，滴在他苍白的手背上。原来那些决绝的冷漠，那些看似无情的字句，背后藏着的，是这样一份深沉的、近乎绝望的爱。
“傻子……”我哽咽着，骂了一句六年前就该骂的话。
他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眉眼弯起，依稀还是后海那个夜晚，对我说“画得很好”的年轻样子。
“希微，”他看着我，眼神开始涣散，声音越来越轻，“那年……在后海……你画的……不是我……”
我凑近他：“什么？”
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用尽最后力气，清晰地说：“你画的是……你希望我有的……健康的样子。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你了。”
他的手从我掌心滑落。监护仪上，心跳成了一条直线。
窗外的雨，还在下。
我打开了那个牛皮纸袋。里面是六封信，每年一封，信封上标注着年份。
第一年，他写：“希微，今天苏黎世下雨了吗？北京也下了。后海的荷花应该开了，只是再没有人能把它们画得像你笔下那样，带着雨水的光泽。我做了一次手术，不太成功。麻药过去的时候，疼得厉害，喊了你的名字。护士问我郑希微是谁，我说，是一个……很远的朋友。”
第二年，他写：“在新闻上看到你的画展消息了。你站在展厅中央，穿着黑色的裙子，很美，像一颗遥远的星。我的视力开始下降，看东西有些模糊。幸好，你的样子，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
第三年，他写：“又住进医院了。隔壁床的老爷子总念叨，说他孙子今天结婚。我想，如果我们结婚，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不会有什么仪式，就去后海那家酒吧坐坐，让你再给我画一张像。这次，要画得真实一点，把我的病气也画进去。”
第四年，他写：“希微，我好像快记不清你身上的味道了。是松节油的味道，还是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吃的那碗牛肉面的味道？时间真可怕。”
第五年，笔迹已经颤抖得厉害：“大概，这是最后一封了。医生说我撑不过这个冬天。希微，别哭。我这一生，短暂如朝露，能遇见你，被你那样认真地画进生命里，已经是最好的运气。不要回头，继续往前走，画你的画，看你的世界。只是，偶尔，在某个雨天，想起后海，想起一个叫沈居安的人，曾经很爱很爱你。”
第六年，只有短短一行，墨迹深浅不一，可见书写时的艰难：“第六年，海棠依旧否？”
我抱着这六封信，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哭得不能自已。
原来，他不是不要我。他是用他仅剩的时间，为我铺了一条他认为最平坦的路。他用最残忍的方式，给了我自由。
处理完沈居安的后事，我按照他信里提到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去了后海那家酒吧。
酒吧还在，装修却已经焕然一新。我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角落，点了一杯啤酒。窗外荷花依旧，游人如织。
酒保是个年轻男孩，看我坐了很久，过来搭话：“姐姐，等人？”
我摇摇头。
“看你有点面熟，”他挠挠头，“好像……以前常有个挺瘦的哥哥坐这儿，等人似的，一坐就是一下午。后来就不来了。”
我心里一刺。
离开时，我在门口的长椅下，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刻痕。那是我当年等他等得不耐烦，用钥匙刻下的，一个歪歪扭扭的“沈”字。这么多年，竟然还在。
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重叠。十九岁的郑希微和三十岁的郑希微，隔着十一年的光阴，在这里相遇。
我去了他位于昌平的公墓。墓碑上的照片，是他二十几岁时的样子，清瘦，眉眼深邃，带着一点疏离的笑意。我把一束白色的海棠花放在墓前。
“居安，”我轻声说，“第六年，海棠依旧。”
只是，看花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在北京留了下来，用这些年的积蓄，开了一家小画廊，名字就叫“海棠依旧”。画廊不大，但我用心经营，只展出那些能打动人的作品。陆桥有时会来，我们偶尔会谈起沈居安，谈起那些被病痛和时光掩埋的往事。
春天的时候，我在画廊的角落挂了一幅画。画上是很多年前后海的一个雨夜，一个清瘦的年轻人坐在酒吧角落，眉眼温柔，脸色是健康的红润。那是我十九岁那年，为他画的第一张像，也是他口中“比他本人健康多了”的那一张。
画的名字叫《第六年海棠依旧》。
偶尔，在苏黎世的午夜，或者北京的午后，我还会想起他。想起他捂着我的脚说那是他的低温物理课题，想起他在邮件里冷静地论证我们为何不该在一起，想起他临终前说，从第一眼就爱上了我。
爱是什么？是十九岁雨夜后海的一幅画，是二十八平米小屋里的相互取暖，是六年未曾寄出的信件，是明知时日无多却依然希望对方前程似锦的谎言。
沈居安用他短暂的一生，教会了我爱的另一种写法——不是占有，是成全；不是轰轰烈烈，是寂静无声。
第六年，海棠花又开了。
只是，再没有人会问我，花开得是否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