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来自北方电话，再次索要生活费(第1/2页)
一、铃声，穿透自我封闭的茧
时间，在张艳红自我构建的、昏暗潮湿的“茧”中，以一种粘稠、缓慢、近乎停滞的方式流淌。白天与黑夜的界限变得模糊，只剩下窗外光线明暗的交替，以及肠胃因长时间空置而发出的、越来越微弱的不规则绞痛，提醒着她这具躯体依然在遵循着某种基本的生理节律。
她像一株被连根拔起、随意丢弃在阴暗角落的植物，失去了与土壤（那个她曾以为真实、现在却布满裂痕的过往）和阳光（那个她不敢面对、充满“评估”目光的未来）的连接，只能蜷缩着，任由体内最后一点水分和养分被无形的痛苦与茫然慢慢榨干。
大部分时间，她只是躺着，或者靠着，睁着干涩空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上那片被湿气浸染出的、不断蔓延的、地图状的霉斑。思绪是散乱的，时而漂浮在韩丽梅那间明亮冰冷的办公室，时而被拉回北方小城家中那些蒙上全新含义的记忆碎片，时而又坠入对未来一片漆黑的茫然深渊。偶尔，极度疲惫会将她拖入一种半昏睡的状态，但睡眠极浅，充斥着光怪陆离、令人窒息的噩梦碎片——有时是韩丽梅拿着DNA报告，平静地宣布“观察不合格，投资终止”；有时是父亲躺在病床上，呼吸机突然报警，而她在旁边无能为力；有时是母亲王桂芝模糊的脸，用怨恨又理所当然的语气说“你姐被你顶了生日，你就得替她还债”……每一次惊醒，都伴随着冷汗和心脏狂跳，比不睡更加疲惫。
那部老旧的、屏幕碎裂的备用手机，被她扔在床角，大部分时间屏幕漆黑，像一块沉默的、冰冷的石头。她偶尔会无意识地看着它，却没有开机的勇气。那里连接着外部世界，连接着苏晴可能的工作询问，连接着医院可能（但似乎已被韩丽梅解决）的催费通知，更连接着她此刻最无法面对的那个女人——韩丽梅，以及她背后那个已然天翻地覆的世界。
然而，自我封闭的“茧”，再厚实，也无法完全隔绝来自旧世界的、熟悉而顽固的回响。尤其是在那些她赖以生存、却也深深束缚着她的根系所在之处。
那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午后。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让本就昏暗的出租屋更添一层阴郁。张艳红正蜷在唯一一张吱呀作响的旧椅子上，目光没有焦距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一片混沌的嗡鸣，既非思考，也非空白，只是一种消耗性的、近乎停滞的状态。
突兀地，一阵刺耳、单调、带着强烈廉价电子合成音质感的手机铃声，毫无预兆地、极其顽强地，在这片死寂中炸响！
是那部被遗忘在床角的旧手机！它居然还有电？而且，有人打来了电话。
铃声是手机自带的、最原始的那种，高亢、尖锐、缺乏任何旋律美感，一遍又一遍，不依不饶，带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蛮横，粗暴地撕裂了室内的沉寂，也狠狠刺穿了张艳红那层用麻木和逃避编织的、脆弱的保护壳。
她浑身猛地一颤，像是被电流击中，心脏骤然紧缩，几乎要跳出喉咙。瞳孔在瞬间放大，空洞的眼神里迅速被惊恐和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般的紧张所取代。是谁？苏晴？医院？还是……韩丽梅？不，韩丽梅不知道这个号码。而且，以她的风格，更可能通过林薇或苏晴……
铃声还在持续，固执地、一遍遍地嘶鸣。那声音在狭小、封闭的房间里回荡、放大，撞击着墙壁，也撞击着她紧绷到极致的神经。她猛地捂住耳朵，身体蜷缩得更紧，仿佛这样就能将那恼人的声音隔绝在外。但无济于事。那铃声像是认准了她，带着一种来自北方小城的、熟悉的、不容拒绝的穿透力。
北方……小城……
一个模糊的、让她更加抗拒的预感，如同冰冷的水蛇，悄然滑过心头。
难道是……家里？
这个念头让她胃部一阵翻搅。不，不会。家里知道她工作忙，也知道她前段时间在为父亲的手术费焦头烂额，一般不会在这个时间点（下午，她通常在工作）打电话，除非……有急事。难道父亲在省城医院又出了什么状况？韩丽梅安排的“救助”出了问题？
这个可能性带来的恐慌，暂时压过了对铃声本身的抗拒。她僵硬地、极其缓慢地，从椅子上挪动下来，赤脚踩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一步一步，挪向床角，仿佛走向的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一个即将引爆的、不知内容的炸弹。
铃声在她靠近时，恰好因为无人接听而自动断掉。世界重归死寂，只有她自己粗重、颤抖的呼吸声，在耳边嗡鸣。
然而，这寂静只持续了不到十秒。
那刺耳的、单调的铃声，再次以一模一样的频率和音量，悍然响起！比上一次更加急促，更加咄咄逼人，仿佛在质问，在催促，在不耐烦地叫嚣。
是母亲。张艳红几乎可以肯定。只有母亲王桂芝，会在她没接电话时，这样固执地、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带着一种理直气壮的不耐烦和被忽视的恼怒。
她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胸腔里没有氧气吸入的感觉，只有冰冷的、带着铁锈味的压抑。她知道，不接是不行的。以母亲的性格，她会一直打，打到手机没电，打到天荒地老。而且，她也确实需要知道父亲在省城医院的最新情况——尽管这消息的来源，让她感到一阵复杂的、混合着庆幸与屈辱的刺痛。
她用冰冷、微微颤抖的手指，划开了接听键，将那个同样冰冷、边缘带着裂纹的塑料听筒，缓缓贴到耳边。
二、旧世界的回响
“喂？喂？！艳红？是艳红不？咋这么半天才接电话？耳朵聋了还是手机坏了？”母亲王桂芝那熟悉的大嗓门，混合着浓重的北方口音和长期抱怨生活所形成的尖锐、急躁的腔调，如同开了免提般，瞬间从听筒里炸开，冲进张艳红的耳膜，震得她耳廓发麻，也瞬间将她从这几日自我封闭的、对过去充满怀疑的混沌中，猛地拽回了那个具体、粗糙、充满生存压力的现实。
“妈……”张艳红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发紧，发出的声音嘶哑、微弱，像砂纸摩擦。
“哎呀！可算通了！你这死丫头，干啥呢磨磨蹭蹭的！是不是又加班累傻了？”王桂芝似乎根本没在意女儿声音的异常，或者说，她习惯了女儿在电话里总是疲惫、沉默、有气无力的样子。她的语速飞快，带着一种惯常的、不容置疑的掌控感，“我跟你说啊，你爸这边安顿下来了！省城大医院就是不一样，楼可高了，白刷刷的，医生护士说话都和和气气的，检查的机器也高级，一看就贵！你爸今天早上又做了一堆检查，抽了好几管血呢……”
王桂芝的声音里，罕见地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兴奋，以及一种如释重负后的松弛感。这语气，与张艳红记忆里那个永远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开口就是“钱不够”、“日子没法过”的母亲，判若两人。是因为父亲转院成功、看到了希望？还是因为……那笔庞大的医疗费，被“公司领导”的“特殊救助”解决了？
张艳红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尖锐的疼。她握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沉默地听着。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母亲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她却感觉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浑浊的毛玻璃，一切都不真切。父亲转院成功、得到更好治疗的消息，本应让她欣喜若狂，但此刻，这欣喜却被一层更厚、更冰冷的阴霾笼罩着——那是韩丽梅的“评估”，是“慈善救助”背后可能的算计，是她“被观察”后的、带着屈辱的“恩赐”。
“妈，”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地打断母亲滔滔不绝的、对省城医院的惊叹和对医生护士的赞美，“爸……他现在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哦，医生啊，”王桂芝的语调稍微正常了些，但还是透着一种“问题解决了”的轻松，“专家说了，情况是复杂，但幸亏送来得还算及时，这边技术好，有希望！让咱们安心配合治疗就行。费用啥的……”她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混合着庆幸和些许不安的语气，“你们公司那个领导，可真是大好人啊！说是啥……员工特殊救助基金？我也不太懂，反正人家把住院押金、还有之前欠县医院的钱，都结清了！还让医院用最好的药，别担心钱！哎哟，可算是遇见贵人了！艳红，你在公司可得好好干，可不能对不起领导这份心！”
“员工特殊救助”……“贵人”……
这些词，像烧红的针，一下下扎在张艳红的心上。她几乎能想象出母亲在电话那头，带着怎样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对“公司领导”感恩戴德的表情。她不知道，这份“救助”背后，是她被亲生姐姐像评估货物一样审视、衡量之后的结果。她更不知道，她口中“好好干”的女儿，此刻正因为这份“救助”的来历，而蜷缩在一个发霉的出租屋里，经历着认知崩塌和自我怀疑的酷刑。
“嗯，知道了。”张艳红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不想，也没有力气去解释。解释什么？解释那个“贵人”是她同父同母的姐姐？解释那个姐姐如何“观察”她、评估她的“价值”？解释这份“救助”可能附带的条件和冰冷的算计？不，母亲不会懂，也承受不了。那只会将另一个更残酷的真相，砸向这个刚刚因为父亲病情有转机而稍微松了口气的、可怜又可悲的女人。
“对了！”王桂芝的话锋，毫无征兆地、极其自然地一转，语气也从刚才的兴奋和感激，瞬间切换回了张艳红无比熟悉的、那种理所当然的、带着催促和隐隐不耐的模式，“艳红啊，你爸这边是暂时不用愁了，可家里……唉，这用钱的地方，就像那无底洞，填不完啊！”
来了。张艳红的心，猛地一沉。刚刚因为父亲病情好转而升起的那一丝极其微弱的、几乎不存在的暖意，瞬间被这熟悉的开场白冻结、击碎。她太熟悉这个转折了。每一次，任何一点点“好消息”之后，紧跟着的，必然是“但是”，是“家里困难”，是“需要钱”。
果然，王桂芝根本不需要她的回应，自顾自地、语速飞快地诉说起来，语气里的“轻松”消失得无影无踪，重新被生活重压下的焦虑和理所当然的索取填满：
“你哥那边，前几天又打电话来了！说谈的那个对象，女方家松口了，但彩礼不能再少了，十八万八，一分不能少！还得在县城买套房，哪怕小的，付个首付也行！你哥愁得饭都吃不下，说这次要是再黄了，他就打一辈子光棍算了！唉，我这当妈的，心里能不急吗？你爸现在这样，我是半点忙帮不上，还得守着，家里就靠你了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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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你弟下学期学费又快交了，住宿费、书本费、还有啥补课费，杂七杂八加起来，又是一大笔！这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在学校里开销也大，上次说连件像样的冬衣都没有，被同学笑话……”
“家里这老房子，上次下雨又漏了，灶台都快塌了，修修补补又得花钱……”
“我这血压药也快吃完了，得去县里医院开，又是一笔……”
一条条，一款款，清晰明确，如同报账。语气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理所当然，仿佛张艳红不是她的女儿，而是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永远可以挤出钱的ATM机。父亲的巨额医疗费刚刚被“贵人”解决，压在全家头上最大的一块石头似乎搬开了，但立刻，更多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家里的修葺、母亲的药费——就迫不及待地、争先恐后地浮现出来，再次将矛头对准了她，这个在南方大城市“赚大钱”的女儿。
张艳红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边听着，一边在心里飞快地计算自己那点可怜的薪水，盘算着可以从哪里再省一点，下个月能不能多加点班，或者厚着脸皮向哪个同事先借一点。这一次，她只是听着。一种奇异的、冰冷的平静，渐渐取代了最初听到铃声时的紧张和恐慌。
她听着母亲用那熟悉的、带着哭腔（或许有几分真实，但更多是习以为常的表演）的语调，诉说着家里的“困难”；听着母亲理所当然地将哥哥娶不上媳妇的责任、弟弟上学开销大的负担、家里房子漏雨的压力，全都一股脑地、毫不迟疑地推到她这个女儿身上；听着母亲在抱怨的间隙，还不忘“提醒”她：“艳红啊，你现在在大公司，领导又这么看重你，肯帮你爸出这么大笔钱，你得好好表现，多挣点！家里可就指望你了！”
这些话，她听了二十多年。从她懂事起，从她拿到第一笔勤工俭学的微薄收入起，这些话就像背景音乐一样，缠绕着她的生活。“家里困难”、“就指望你了”、“你是大姐”、“要懂事”……以前，这些话是压力，是责任，是压得她喘不过气的重担，但也是她拼命向前、不敢停歇的动力之一——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的家，她的责任，她必须扛起来。
但现在，在经历了韩丽梅那场冷酷的“摊牌”，在重新审视了那些被“送走姐姐”的真相所照亮的、充满隐瞒和替代的记忆碎片之后，这些话，听在耳朵里，却有了完全不同的、令人齿冷的意味。
“就指望你了”……因为那个更早出生的、或许更瘦弱的姐姐，被“指望”不上，被“送走”了。所以，这份“指望”，就理所当然地、加倍地落在了她这个“留下”的、顶替了姐姐生日的女儿身上？
“家里困难”……是的，一直困难。但这困难里，是否也包含了当年“送走”一个女儿的愧疚、痛苦和由此产生的、对留下这个女儿的、变本加厉的索取和情感勒索？
“你是大姐”……不，她不是。在她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大姐”，被送走了。她这个“大姐”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另一个女孩被牺牲的基础之上的。她所承担的一切，是否有一部分，本应是那个被送走的“张小花”的命运？
这个认知，像一盆混着冰碴的冷水，从她头顶浇下，让她从内到外，瞬间冰凉，也让她对电话那头传来的、熟悉无比的诉苦和索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带着尖锐痛感的荒谬感。
电话那头，母亲王桂芝的“账单”似乎终于告一段落，最后总结陈词，语气恢复了那种不容置疑的、带着催促的“商量”口吻：“……所以艳红啊，你看，家里这情况，实在是……你这个月工资啥时候发？能不能先给家里打五千过来？你哥那边等钱下定，拖不得！你弟的学费也不能耽误！你先想想办法，啊？”
五千。
这个数字，像一块沉重的石头，狠狠砸在张艳红刚刚结起一层薄冰的心湖上。她这个月的工资，扣除房租、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以及原本计划攒下来偿还之前为父亲东拼西凑的旧债（现在似乎被韩丽梅解决了？），能剩下的，恐怕连两千都不到。五千？她去哪里“想办法”？再去借？向谁借？苏晴？李悦？她们已经帮了很多。而且，以什么理由？父亲的手术费不是已经被“贵人”解决了吗？她怎么开得了口，说家里哥哥要彩礼、弟弟要学费、房子要修补？
一股冰冷的、混合着绝望、愤怒、以及深深无力的情绪，猛地冲上了她的喉咙，让她几乎要对着电话那头，发出尖利的质问或崩溃的哭喊。
但最终，她只是更紧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唇，直到尝到了一丝淡淡的铁锈味。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将那几乎冲破喉咙的颤抖和哽咽，死死压了下去。
“妈，”她的声音，嘶哑、干涩，平静得连她自己都感到陌生，“爸的医药费，公司……真的都解决了吗？后续治疗，还需要我们自己出钱吗？”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像是在确认一个最后的事实，一个可以让她稍微喘息、或者彻底坠落的依据。
“解决了！都解决了！领导说了，全包！让咱们安心治！”王桂芝的语气斩钉截铁，带着对“贵人”毫不怀疑的信任，随即又立刻回到主题，“所以艳红，现在家里就剩你哥你弟这两件大事了，你可不能松劲啊！赶紧想想办法，先把五千打过来，你哥等着呢！”
“全包”……“安心治”……
张艳红闭上眼睛。最后一丝微弱的、关于父亲医疗费的现实担忧，也被母亲这句话彻底堵死了。现在，压力纯粹而直接地，全部转移到了她一个人身上。哥哥的婚事，弟弟的学业，家里的用度……所有这些，不会因为父亲病情的转机而有丝毫减缓，反而可能因为最大的“包袱”被卸下（至少在母亲看来），而变本加厉地、更理所当然地压向她。
“我……知道了。”她听到自己用那种干涩、平静、没有任何波澜的声音回答，“我想想办法。”
“哎！这就对了！还是我闺女懂事！”王桂芝的声音立刻轻快起来，仿佛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那你赶紧的啊，别拖！家里等钱用！对了，你自己在外头也照顾好自己，别太省，该吃吃……行了，长途电话费贵，我先挂了！等你消息啊！”
“嘟——嘟——嘟——”
忙音响起，干脆利落，不带丝毫留恋。
张艳红缓缓将手机从耳边拿开。手臂僵硬，仿佛不属于自己。窗外，雨似乎下得大了一些，敲打着污浊的玻璃窗，发出单调而密集的声响。
她维持着接听电话的姿势，一动不动，像一尊突然被抽走了灵魂的泥塑。只有胸口那微弱到几乎感觉不到的起伏，证明她还活着。
手机屏幕早已暗了下去，重新变回那块冰冷沉默的黑色石头。
但母亲那些话语，那些理所当然的索取，那些混合着抱怨、催促和道德绑架的腔调，却像无数只湿冷滑腻的水蛭，死死吸附在她的耳膜上，钻进她的脑子里，在她空旷、冰冷的心湖里，反复回荡、搅动。
“家里困难……”
“就指望你了……”
“你是大姐……”
“五千……赶紧想办法……”
这些声音，与她脑海中反复回响的韩丽梅那冷静、清晰、充满评估意味的话语——“我需要先观察你”、“评估你的价值”、“血缘关系不自动等同于情感、责任、或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交织在一起，碰撞、撕扯、扭曲，形成一种令人疯狂的、尖锐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和声。
一边是血缘的、家庭的、带着情感勒索的、无穷无尽的索取，将她牢牢钉在“付出者”、“牺牲者”、“被指望者”的位置上，不容置疑，天经地义。
另一边是血缘的、姐妹的、却用最理性的、商业化的目光审视她、评估她、将她视为一个“变量”和“潜在投资对象”的、冰冷的算计。
她站在中间，被这两股来自同一血缘、却截然相反的力量拉扯着，几乎要被撕成两半。
原来，无论她是“张艳红”，还是那个顶着“张小花”生日出生的、被留下的“替代品”，她的命运，似乎都注定与“被索取”和“被评估”紧密相连。在贫穷的原生家庭，她是被亲情和责任捆绑的、理所应当的“血包”；在突然出现的、富有的亲姐姐面前，她是需要被观察、被衡量“价值”的、特殊的“项目”。
何其荒谬！何其讽刺！
冰冷的、近乎癫狂的笑意，无声地在她干裂的嘴角蔓延，却比哭更难看。
窗外的雨，下得更急了。豆大的雨点猛烈地敲击着玻璃，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在为她内心那场无声的、却更加狂暴的风雨，伴奏。
来自北方的电话，像一把生锈的、却无比锋利的钩子，狠狠刺穿了她试图自我封闭的“茧”，将她血淋淋地拖回那个她试图逃离、却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名为“家庭”和“责任”的现实泥沼。同时也让她在韩丽梅带来的、冰冷而残酷的“新真相”的映照下，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尖锐地，看到了自己过往二十多年人生中，那份“理所当然”背后的、令人窒息的荒谬。
电话已经挂断。忙音早已消失。
但张艳红知道，有些东西，已经随着这通电话，彻底改变了。那层用麻木和自我封闭勉强维持的、脆弱的平静，被打破了。某种一直被压抑、被忽视、被“懂事”和“责任”所掩盖的东西，正在那片冰冷的荒原之下，悄然苏醒，并且，因为新旧两种“真相”的激烈碰撞，而开始燃烧起一种陌生的、危险的火焰。
那火焰的名字，叫做愤怒。不仅仅是对母亲、对家庭无休止索取的愤怒，更是对自身被如此安排、如此对待的、整个荒诞命运的愤怒。
只是此刻，这愤怒还深埋在冰冷的灰烬之下，尚未找到喷发的出口。
她依旧握着那部冰冷的手机，站在昏暗的、雨声嘈杂的出租屋中央，像一尊失去了所有支撑的、即将崩塌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