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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艳红第一次感到荒谬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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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声的崩裂

    忙音消失了。

    但那单调、急促的“嘟嘟”声,仿佛具有了某种诡异的生命力,穿透耳膜,钻进颅腔,在她的脑子里扎下根,然后疯狂地、不受控制地增殖、回荡,与窗外哗啦啦的雨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混乱而压迫的颅内轰鸣。

    张艳红维持着那个姿势,手臂僵硬地伸着,手指紧紧攥着那部冰冷的、屏幕碎裂的旧手机。指尖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了血色,呈现出一种僵硬的青白。手背的皮肤下,淡蓝色的血管微微凸起,随着心脏沉重而杂乱的搏动,一下下地跳动着。

    她站在这间不足十平米、昏暗、潮湿、弥漫着陈旧霉味和灰尘气息的出租屋中央,像一尊被突然剥夺了所有指令、只剩下物理形态的、粗糙的人形雕塑。窗外的雨更急了,密集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玻璃上,水流如注,模糊了外面本就黯淡的天光,也将屋内本就微弱的光线切割得更加支离破碎,在她苍白麻木的脸上投下晃动不安的阴影。

    母亲的声音,那熟悉到深入骨髓的、混合着焦虑、抱怨、理所当然的索取和隐隐催促的大嗓门,还残留在耳畔的空气里,每一个音节,每一处停顿,每一次语调的转折,都清晰得可怕,像用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了她的听觉神经上。

    “你哥彩礼十八万八……”

    “你弟学费、生活费……”

    “家里房子漏雨要修……”

    “我血压药快没了……”

    “先打五千过来,赶紧想办法……”

    这些话语,像一串串冰冷、坚硬、带着倒刺的锁链,从听筒里喷射·出来,在她还未从韩丽梅带来的、关于“被观察评估”和“身世真相”的毁灭性打击中喘过气来时,就再一次将她牢牢捆缚、拖拽,狠狠地砸回那个名为“家庭责任”的、泥泞冰冷的现实深潭。

    然而,这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接到家里要钱电话时的感受,都截然不同。

    以前,是沉重的压力,是焦虑的计算,是疲惫的认命,是深埋心底却不敢显露的委屈和窒息感。那些情绪是浓稠的、滞重的,像不断堆积的淤泥,一层层覆盖上来,让她在挣扎中渐渐麻木,最终习惯性地、几乎是本能地,去思考“怎么办”——从哪里省,向谁借,能不能再多打一份工。

    但这一次,没有焦虑,没有计算,甚至没有立刻涌上来的、习惯性的、几乎成为肌肉记忆的“想办法”的冲动。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陌生而尖锐的感受。它起初像一颗极细微的冰晶,落在她因震惊和麻木而几乎冻结的心湖上,瞬间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随即,这刺痛并非扩散,而是向内坍缩,在她意识深处,引发了一场无声的、却天崩地裂的结构性崩坏。

    荒谬。

    这个词语,带着它全部的哲学重量和冰冷的嘲讽意味,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蛮横地,闯入了张艳红对自身处境的核心认知。

    荒谬。

    父亲刚刚被转入省城最好的医院,接受了最权威专家的诊治,天价的医疗费被“公司领导”的“特殊救助”全数解决——这是她过去几个月,不,是她懂事以来,压在全家头上最沉重、最令人绝望的大山,瞬间被移开。这本该是天大的喜讯,是全家人(至少是母亲)得以喘息、甚至对未来重燃一丝微弱希望的时刻。

    可是,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不是对女儿在大城市独自支撑的丝毫体谅,不是哪怕一句“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别太辛苦”。而是立刻、马上、毫无间隙地,抛出了另一串清单——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房子的修补,母亲的药费……数额明确,需求紧迫,理直气壮,仿佛父亲的重病和这笔“从天而降”的救命钱,非但没有减轻她的负担,反而像打开了某个泄洪的闸门,让更多、更理所当然的索取,更加汹涌、更加迫不及待地,向她奔涌而来。

    好像她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世界崩塌、身心俱疲、躲在出租屋里自我修复的女儿。她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矿。是一座永远不该枯竭的、理应被无限索取的、名为“长女”或“大姐”的丰碑。之前因为父亲的重病,这座矿暂时被“保护性”地过度开采,现在最大的危机解除,开采立刻要恢复到正常水平,甚至要“加班加点”,把之前的“损失”补回来。

    荒谬。

    更荒谬的是,这理所当然的索取,建立在一个何等脆弱、何等……可笑的基础之上?

    她,张艳红,一个在贫困线上挣扎、靠着微薄薪水和透支健康才勉强在这座城市立住脚的底层文员,一个刚刚被亲生姐姐用评估货物的目光审视、并告知“血缘不代表责任”的、可悲的“替代品”,一个此刻正躲在这间发霉的出租屋里、因为认知崩塌而几乎丧失行动能力的崩溃者——她,凭什么,有什么能力,去满足这仿佛永无止境的、加起来可能是她数年、甚至十数年收入总和的、庞大的索取?

    母亲在电话那头,用那种“家里就指望你了”的、混合着信任、压力和隐隐道德绑架的语气,催促她“想办法”。仿佛“想办法”这三个字,是她与生俱来的、点石成金的神通。仿佛只要她“懂事”,她“努力”,她“好好表现”,她就能凭空变出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修房子的钱、买药的钱……变出这个贫困家庭无底洞般的所有需求。

    以前,她也曾这样“相信”过,或者说,被迫这样“相信”过。相信自己是家庭的希望,是父母年迈后的依靠,是弟弟走出大山的梯子。她把这视为责任,视为枷锁,也视为某种扭曲的、支撑她在这冰冷城市里咬牙坚持下去的、苦涩的“意义”。

    可现在,在韩丽梅那冰冷理性的目光照射下,在“被送走姐姐”的真相揭露下,这层用“责任”和“亲情”包裹的、看似坚固的外壳,骤然变得透明、脆弱,露出了里面那令人不寒而栗的、赤裸裸的荒谬内核。

    她凭什么?

    凭她是女儿?可那个在她之前出生的、真正的“长女”,不也是女儿吗?为什么她被“送走”,而自己留下,承受这一切?是因为自己“更结实”、“更好养”?还是仅仅因为,在那个时间点,父母(或命运)做出了那个选择,于是,这份“责任”和“指望”,就天经地义地、不容置疑地,落在了她这个“留下”的、替代了姐姐生日的、名为“张艳红”的个体身上?

    这“责任”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另一个无辜生命被牺牲的流沙之上!她所承受的、所背负的、所被“指望”的一切,有多少是真正源于“爱”和“亲情”,又有多少,是源于那次“送走”带来的、无法言说的愧疚、补偿心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留下这个女儿的、变本加厉的、近乎掠夺性的索取和情感捆绑?

    “家里就指望你了”……这句话,以前是重担,是压力,也是她证明自己“有用”、维系与家庭脆弱联结的、扭曲的纽带。现在,这句话听起来,却像一句最恶毒、最讽刺的诅咒。仿佛在说:因为你“留下”了,因为你“替代”了那个被送走的位置,所以,你就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填补那个空缺,去偿还那份“留下”的、无形的、却沉重无比的债务!去满足这个家庭因为失去一个女儿(或许还有对那次选择的愧疚)而产生的、加倍膨胀的需求和期待!

    一股灼热的、带着腥甜铁锈味的洪流,猛地从她紧缩的胃部炸开,逆冲而上,狠狠撞击着她的喉咙,烧灼着她的食道!

    这不是悲伤,不是委屈,甚至不是单纯的愤怒。这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暴烈、更加……令人作呕的荒谬感!是对自身存在价值、对过往所有付出、对那份她曾视为天经地义的“家庭责任”的、彻底而尖锐的质疑和否定!

    她像个可笑的、蒙着眼睛的驴子,拉着名为“家庭”的、永远也填不满的磨盘,一圈又一圈,耗尽气力,以为自己在前进,在承担,在履行某种神圣的使命。可现在,有人(韩丽梅,那个被送走的姐姐!)突然扯下了蒙眼布,让她看清——磨盘是空的,她所付出的血汗,所承受的碾压,所走的每一步,都毫无意义!甚至,她之所以被套上这个磨盘,仅仅是因为,在她之前,有一头更瘦弱的驴子(那个姐姐!)被牵走了,而她,这头“更结实”的,被理所当然地套了上来,并且被告知:这是你的命,你的责任,你活该!

    “哈……”

    一声短促、干涩、破裂的、完全不像是笑声的声音,从她紧咬的牙关和干裂的嘴唇间,极其艰难地挤了出来。嘴角扭曲着,拉扯出一个比哭更难看的弧度。

    荒谬。太荒谬了!

    电话那头的母亲,用最理所当然的语气,向她这个刚刚得知自己身世真相、刚刚被亲生姐姐评估“价值”、刚刚从父亲重病的焦虑中暂时脱身、正蜷缩在出租屋里舔舐伤口的女儿,理直气壮地索要五千块钱,去填补另一个无底洞。仿佛她的痛苦,她的崩溃,她的世界崩塌,都不值一提,都比不上哥哥娶媳妇、弟弟交学费、家里修房子来得重要。

    而她,甚至在母亲报出那一串数字、提出那个要求时,身体和大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习惯性的、近乎本能的紧张、焦虑,和开始飞速盘算“怎么办”的应激模式!直到那尖锐的荒谬感,像一把冰冷的凿子,狠狠凿开了这层麻木的、被驯化的反应外壳!

    “嗬……嗬嗬……”

    更多的、破碎的、带着气管痉挛的、类似濒死小兽般的声音,从她喉咙深处不受控制地溢出来。她猛地弯下腰,剧烈地咳嗽起来,仿佛要将那股堵在胸腔的、灼热而腥甜的洪流,连同这令人窒息的荒谬感,一起咳出来。

    可是,咳出来的,只有干涩的空气,和顺着脸颊疯狂滚落的、滚烫的液体。

    眼泪。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麻木、在重新审视记忆的冰冷清醒之后,在承受了母亲这通索要电话带来的、尖锐到极点的荒谬刺激之后,眼泪终于冲破了那层用麻木和茫然构筑的堤坝,汹涌而出。

    但这眼泪,不再是之前那种单纯的、崩溃的、世界坍塌的泪水。这里面,混杂了太多东西——是看清自身处境后那刺骨的冰凉,是对过往所有“理所当然”付出的彻底怀疑,是被至亲之人(尽管这“亲”如今也蒙上了阴影)如此无视、如此工具化对待的深刻刺痛,是对自己这二十多年像驴子一样被蒙眼驱策、耗尽心力却可能毫无价值的、巨大的悲愤和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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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蹲了下来,紧紧抱住自己,将脸深深埋进膝盖。单薄的身体在昏暗的光线中,蜷缩成更小、更紧的一团,像一只受伤的、试图退回母体的幼兽,又像一颗在暴风雨中瑟瑟发抖、即将被连根拔起的野草。肩膀无法抑制地、剧烈地耸动着,却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只有压抑到极致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破碎的呜咽和嘶哑的抽气声,混合在窗外哗啦啦的雨声里,几乎微不可闻。

    那部旧手机,早已从她无力的手中滑落,“啪”地一声,掉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屏幕朝下,或许那本就布满裂纹的屏幕,又添了几道新的伤痕。但它安静地躺在那里,不再发出任何声响,仿佛刚才那通将张艳红拖入更深地狱的电话,从未发生过。

    雨,还在下。敲打着窗户,敲打着屋顶,敲打着外面泥泞肮脏的世界。这雨声,此刻听在她耳中,不再是背景噪音,而像无数只冰冷的手指,在疯狂地、杂乱地敲打着她的颅骨,将她脑海中那些翻腾的、尖锐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念头,搅得更加混乱、更加疯狂。

    “观察你……”

    “评估你的价值……”

    “血缘不自动等同于责任……”

    韩丽梅冰冷、清晰、充满理性算计的话语,再次无比清晰地回响起来,与她母亲那理所当然的、充满情感绑架的索取声,交织、碰撞、缠绕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发疯的、充满撕裂感的二重奏。

    一边是血缘姐妹,用最商业化的、非人化的目光打量她,衡量她的“可利用价值”,将亲情和血缘剥离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冰冷的评估和潜在的投资逻辑。

    另一边是血缘父母(至少是生物学上的),用最“传统”、最“亲情”的方式捆绑她,榨取她,将她的存在价值完全等同于“供养家庭”、“满足需求”的工具,并将这一切包装在“孝顺”、“责任”、“家里就指望你了”的温情(或道德勒索)外衣之下。

    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

    相似的是,她们(韩丽梅和父母)都基于某种“关系”(血缘/亲情),对她提出了要求,将她置于一个被审视、被索取、被定义价值的位置。

    不同的是,韩丽梅至少是赤裸裸的、明码标价的。她告诉你,我在观察你,评估你,你的价值决定了我接下来的态度和“投资”意愿。她不谈感情,不谈责任,只谈“价值”和“选择”。这是一种冷酷的、但至少是清晰的、不掺杂欺骗的、基于理性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计算。

    而父母(尤其是母亲)那里,却是包裹在“亲情”和“责任”糖衣下的、无止境的、模糊的、且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索取。他们不会说“我们在评估你的价值”,他们只会说“家里困难”、“你是大姐”、“我们养大你不容易”、“你要懂事”。他们用情感、用道德、用“应该”和“必须”,将她牢牢绑定,让她在付出一切的同时,还背负着“不够好”、“不够努力”、“不够孝顺”的愧疚感。这是一种温柔的、却更加深入骨髓、更难以挣脱的绑架。

    以前,她深陷其中,被那“糖衣”迷惑,被那“应该”绑架,被那愧疚感驱使,像一头蒙眼的驴,在名为“家庭责任”的磨道上,耗尽青春、健康、和所有对未来的想象,周而复始,看不到尽头,甚至不敢想象“尽头”之外还有什么。

    现在,韩丽梅的“评估”,像一把冰冷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那层温情脉脉的、名为“亲情”的糖衣,让她看到了其下赤裸裸的、与“评估”无异的、对她这个“个体”的工具化利用本质。而母亲这通电话,则在糖衣被剖开的瞬间,将里面那贪婪的、无底洞般的索取,如此直白、如此迫不及待地,暴露在她面前。

    这强烈的对比,这荒诞的并置,像一记沉重的闷棍,狠狠砸在她的后脑,让她眩晕,让她恶心,更让她内心深处,某种一直被压抑、被忽视、被“懂事”和“认命”所覆盖的东西,轰然苏醒,并且燃起熊熊的、灼热的、足以焚毁一切的火焰!

    愤怒!

    这不再是之前对韩丽梅那种混合着恐惧、屈辱、无力的愤怒。那是对一个强大、陌生、用理性碾压她的“上位者”的、带有距离感的愤怒。

    这是对最亲近之人、对那个她曾视为“家”和“归属”的地方、对那套她曾奉为圭臬的“责任”伦理的、彻彻底底的、带着被背叛感和自我否定感的、火山喷发般的暴怒!

    凭什么?!

    凭什么我要承受这一切?!

    凭什么那个被送走的姐姐可以站在云端审视我?!

    凭什么留下我就要被理所当然地榨干?!

    凭什么我的痛苦、我的崩溃、我刚刚得知的惊天秘密、我整个世界都塌了的现实,在你们眼里,都比不上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

    凭什么我的存在价值,在你们(父母和姐姐)那里,都只与“我能提供什么”挂钩?!

    我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会痛会绝望的人!不是你们评估后决定投资或不投资的“项目”!更不是你们用来填补家庭无底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血包”!

    这些呐喊,在她心里疯狂冲撞,撕扯着她的五脏六腑,烧灼着她的每一根神经。她想尖叫,想怒吼,想砸碎眼前能看到的一切,想冲回那个北方小城的家里,对着母亲,对着父亲,对着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对着所有将她视为理所当然的索取对象的人,发出最歇斯底里的质问!

    可她只是更紧地蜷缩起来,将脸更深地埋进膝盖,指甲深深掐进自己手臂的皮肉里,留下几个月牙形的、渗血的印记。喉咙里发出的,依旧是压抑的、破碎的呜咽,和剧烈到几乎要将肺叶咳出来的、带着血腥味的咳嗽。

    因为她知道,她不能。她甚至没有力气真的去质问,去怒吼。对父母,二十多年根深蒂固的“孝顺”、“懂事”、“长女责任”的枷锁,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挣脱的。对韩丽梅,那份源于实力、地位、以及“救命钱”的、复杂的畏惧和债务感,更是让她连愤怒都显得无力。

    她的愤怒,此刻是无声的,是内爆的,是困兽般的,是只能在这间昏暗发霉的出租屋里,对着冰冷的墙壁和自己,疯狂燃烧,却无法照亮任何前路,也无法灼伤任何他人的、绝望的火焰。

    雨,不知何时,渐渐小了。从瓢泼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绵密的雨丝。敲打窗户的声音,也变得轻柔、规律起来。

    张艳红不知在地上蜷缩了多久。眼泪似乎流干了,只剩下滚烫的泪痕,在冰冷的脸颊上慢慢变冷、变僵。喉咙的嘶哑和胸口的灼痛依旧,但那股最初几乎要将她撕裂的、暴烈的荒谬感和愤怒,在剧烈地喷发、冲撞之后,并未消失,而是渐渐沉淀下来,化作一种更加沉重、更加冰冷、也更加……清醒的东西。

    一种冰冷的清醒。

    她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松开了紧抱着自己的手臂。手臂上被指甲掐出的伤痕,传来清晰的刺痛。她扶着旁边吱呀作响的椅子腿,艰难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双腿因为长时间的蜷缩和冰冷的地面而麻木僵硬,几乎站立不稳。

    她弯下腰,捡起地上那部屏幕朝下的旧手机。翻过来,屏幕上的裂纹,在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雨后黯淡的天光映照下,像一张破碎的、扭曲的网。

    她没有去看屏幕上是否有未接来电或信息,只是紧紧攥着它,仿佛攥着最后一点与这个荒诞世界相连的、冰冷的实物。

    走到窗边,她抬起头,望向窗外。雨后的城市,天空依旧阴沉,但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在云层缝隙透出的、稀薄的天光映照下,反射出冰冷而遥远的光芒。那是韩丽梅所在的世界,那个用理性和评估运转的世界。

    她又低下头,看向自己脚下这间昏暗、破败、散发着霉味的出租屋。这是她的世界,那个被亲情和责任捆绑、榨取得一干二净的世界。

    两个世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认亲”和一笔“救命钱”,以一种极其扭曲、极其不对等的方式,短暂地、猛烈地碰撞在了一起。将她,张艳红,这个被两个世界都视为“工具”或“变量”的个体,狠狠地抛到了中间这片荒芜的、无人地带。

    荒谬感依旧存在,冰冷地包裹着她。

    愤怒也未曾熄灭,在心底深处阴燃,发出灼热而危险的红光。

    但在这荒谬与愤怒的灰烬之中,一种极其微弱的、连她自己都未必清晰意识到的、新的东西,正在悄然萌生。

    那是一种质疑。对她过往二十多年所信奉、所遵从、所承受的一切的、根本性的质疑。

    那是一种不甘。对继续被如此定义、如此对待、如此消耗的、模糊却强烈的反抗冲动。

    那或许,也是一颗种子。一颗在极端的荒谬和冰冷的愤怒中,被迫破土而出的、关于“自我”的、脆弱的种子。

    只是此刻,这颗种子还太微弱,太茫然。它不知道自己能长成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样贫瘠、冰冷、充满荒谬的土壤中存活下去。

    张艳红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那个雨后冰冷而陌生的世界,紧紧攥着那部破碎的手机,一动不动。

    脸上的泪痕已经干涸,留下一道道紧绷的痕迹。

    眼神,从最初的崩溃麻木,到重新审视记忆时的冰冷清醒,再到接到电话后的尖锐荒谬和暴烈愤怒,此刻,沉淀为一片深不见底的、混合了疲惫、冰冷、以及一丝极其微弱、却异常执拗的决绝的幽暗。

    雨,彻底停了。

    但张艳红知道,她内心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而这场风暴,将不再仅仅是承受和哭泣。它可能会摧毁一些东西,也可能会……催生一些东西。

    一些,连她自己都尚未知晓的东西。